《结局》一书以二战快结束时一个冷酷的故事开头：盟军已经封住纳粹军队的退路，一位青年学生罗伯特·林珀特为了制止后者的顽抗，割断了指挥部的电话线，结果立即被临时法庭判处死刑。围观者甚众，但谁也不肯伸出援手，而且连一丝同情都不曾表露。
长期以来，第三帝国的毁灭展示了一些令人费解的细节。我们无法解释，在二战的最后阶段，德国社会为何仍能保有超强的凝聚力？军队不仅没有发生大规模叛乱或兵变，临阵逃脱者也少之又少。难道说，当时的德国人真的都被“恶魔殿下”（希特勒）催眠了？与之相关的问题是，如果德国的纳粹化程度如此之深，停战后针对外国驻军的抵抗又为何那样少？
“三巨头”忠心护主
历史学家伊恩·克肖凭借对那段历史的了解，尝试解答这些谜团。他的基本观点是，1944年部分军官暗杀希特勒的行动失败之后，纳粹政权内部的权力结构产生变化，反而起到了巩固其统治的效果。首先，军队内部的愚忠被激发，那些认为德国要战败的人遭受清洗；其次，帝国的权力进一步向3位忠心护主的“骑士”集中，他们是：掌管警察系统和党卫军的希姆莱，主要进行恐吓行动；纳粹政权的吹鼓手之一戈培尔，负责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蛊惑性宣传；险恶人物马丁·鲍曼，希特勒的看门狗，努力修补国家社会党的组织结构。 希姆莱通过威逼利诱，使东欧回到第三帝国的怀抱，戈培尔炮制“苏联红军会把我们都送进地狱”的谎言来吓人，鲍曼确保所有城市和村庄由“随叫随到”的国社党小头目领导。这些小头目多年后成为笑料，但他们对领袖的狂信正是当时的第三帝国最需要的。有意思的是，“三巨头”都没有追求独揽大权，而是注重搞好与希特勒的关系——显然，法西斯元首的“超凡魅力和权威”是确保帝国大厦不迅速倾颓的粘合剂。
用恐惧驱使官兵战斗
纳粹政权对军民无以伦比的严酷，当然是少有反叛的原因之一。克肖引用了一组令人震惊的数据说明这一点：在战争末期，德国军事法庭总共处死了20000名官兵，法国103名，英国40名，而一战期间的德国仅处死48名。因“背叛”罪名受害的平民可能更多。
许多信件、日记和与被俘士兵的坦白，也反映了各界支持希特勒战斗到底的原因。对于在东线抵挡苏军的队伍来说，原因是不言自明的：官兵们因为担心被报复而疯狂抵抗，尤其是在戈培尔大肆渲染苏军在普鲁士村庄内的暴行之后。西线的情况就不完全一样，效忠希特勒的人并不是因为害怕布尔什维主义，也不是盟军不给他们谈判的余地。据说，有些德军将领在意大利投降的时候全身发抖，因为他们害怕被盖世太保跟踪，再被绑去见元首。
希特勒决心铸就一个战争压不垮的社会，他在很大程度上得逞了。我们必须承认，恐惧只是促成这种成功的支柱之一。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国家社会党不断地向人民灌输“无阶级的新德国即将建立”，这种观念有助于养成一种集体牺牲的精神。
公众的觉醒来得太迟
第三个因素就是希特勒塑造的信仰。暗杀他的阴谋失败之后，很多人感到宽慰，觉得元首的领导和德国的存亡息息相关。简而言之，希特勒成功地传播了这样一种观点——德国跟国家社会党共存亡，国社党的生死又取决于他本人的状况。这句话的前半谬以千里，后半句却被史实部分证明——希特勒自杀后，煊赫一时的国社党立即偃旗息鼓。
通观全书，克肖采取夹杂事例的叙述方式，无疑是为了让作品具有更强的可读性。虽然没有完全达到他所期望的效果，但笔者以为，这种叙述方式令文化背景不同的读者更容易解开他追溯的各种心理元素，知道怎样理清重要事件的脉络。
书中的不少细节读起来别有风味。例如，一些年轻人对第三帝国忠心耿耿，甚至投身“敌后游击队”。1945年，在部分占领区出现了对同盟国“合作者”展开的大规模杀戮。但来自亲纳粹势力的威胁很快就消失了，他们厌烦了躲藏在阿尔卑斯山脉的牧羊人小屋里，每年只有几天或几个星期能享受家的温暖。最终，投降成了自我解脱的选项。
战争结束的前夕，恰恰也是德国人最接近歇斯底里的阶段。数百万人被强制迁移，外国劳工成为泄愤对象。如果德国人渴望融为一个紧密的团体，越是艰苦的环境越有助于他们自我证明，于是就得清除林珀特这种极少数敢于说不的人。《德国觉醒》曾是纳粹最喜欢的一首歌，讽刺的是，直到1945年的春天，一种独立的、真正理性的意识才逐渐在德国民众中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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