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反思过热“造城运动”

落魄狭

在５日开幕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接受人大代表审查的“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明确指出，今后中国将“合理确定城市开发边界，规范新城新区建设，提高建成区人口密度”。
    与会的代表委员们认为，在新的五年里，中国应反思以往过热的“造城运动”，避免无序化城市发展。
    投资巨大、面积达３２平方公里的鄂尔多斯康巴什新城，去年受到中外媒体关注。这座新城计划居住上百万人口，但由于各种配套设施不便，入住率相当低，进而被戏称为“鬼城”。继康巴什新城之后，郑州“郑东新区”等也榜上有名。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蔡继民说，在以往的城市化进程中确实存在城市空间扩展与人口迁入的不同步现象。一些新城、新区，建好了，却没有人住，这引人反思。
    “中国城市化已进入了一个需要考核运行质量的阶段，也就是说核心问题不是建设城市的数量、城市扩张的面积，而是城市运行质量。”全国政协委员、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说。
    “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显示，在新的五年中，中国将“优化格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草案还提出了“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增强城镇综合承载能力”“预防和治理‘城市病’”等新概念。
    全国人大代表、东华大学教授严诚忠说，回顾中国城市化进程，确实存在一些无序现象，个别超级大城市“摊大饼式”的发展，负荷过重，同时又有一些新城或新区人烟稀少。中国ZF和普通民众都开始认识到，城乡之间、城市核心区和边缘区之间，统筹协调、整合资源的重要性。无限制的过度开发必将付出代价。
    严诚忠分析说，“十二五”时期，中国的城市化有望形成“两横三纵”的战略格局，在反思中或能避免无序化发展。

落魄狭

城市化城市发展进程的概述。城市化是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是工业革命的伴生现象，一般是指工业化过程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的地域空间上城镇数量的增加和城镇规模的扩大；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流动和集聚；城镇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居主导地位，成为社会前进的主要基地；以及城市的经济关系和生活方式广泛地渗透到农村的一种持续发展的过程。随着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城市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会不断增大。城市化程度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发达程度，特别是工业化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城市规划术语》对城市化的定义，是“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由农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及城市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一般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人口集聚、财富集聚、技术集聚和服务集聚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生活方式转变、生产方式转变、组织方式转变和传统方式转变的过程。城市化过程还包括诸如城市影响、城市传播和城市带动的外向式的扩散过程。城市化实质上就是以内向式集聚为主和外向式推延为辅的综合作用的过程。要注意城市化不单纯是农民进城，它意味着国民经济增长模式、国民生活形态和国民意识的重大转变。缺乏城市化，工业化就难以加快步伐，信息革命也难以深入发展。城市化进程虽然很需要ZF的规划、指导和推动，但它更多的是通过人们趋利、求新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和生活方式，由“看不见的手”自然推动的一个过程。国家“十一五”规划专家组成员、中科院院士陆大道日前做客中科院“科学在线”访谈时，以“触目惊心”形容目前各地盲目追求大规模、高标准以及严重浪费土地的城镇化“冒进”现象。
　　在我国城市化建设进程中，盲目跟风、争相攀比现象严重。2003年、2004年提出来的“大北京”设想本是希望分散一些首都北京的职能，结果却导致了地方的盲目仿效，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都在搞大新城，遍及各个省区市。

　　争相攀比建设新城等做法，加速了我国城市化进程。改革开放20多年，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从1978年的17.9%，提高到2002年的39.1%，这个速度在全世界是创纪录的。达到同样的水平，英国花了120年，美国花了80年，日本30多年，而我们只用了22年。

　　城市化过快导致了一系列问题，城乡差距拉大和郊区发展的严重滞后是最为突出的一个。2004年7月，建设部部长汪光焘在全国村镇建设工作会议上指出，城乡收入比现在已经到了3.7比1，再加上ZF对城市的福利补助等实际差距已经达到5比1甚至6比1，比20年前高出近三倍，而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的城乡差距不超过1.5倍。

　　城乡差距拉大，甚至连城市郊区也处于贫困状态，是我国城市化进程发展过快而质量较低所导致的一个独特现象。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郊区人口就显著增长，占全国城市人口增长的84%。城市研究者指出，曾经以农场和城市为主的美国，正在向郊区为主的国家转变。而在我国，郊区则被城市化进程所遗忘。以北京为例，在其快速发展的同时，周边却具有一个“环京津贫困带”，贫困人口达到272.6万。

　　而且，一些地方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是以牺牲乡村和郊区甚至小城市的发展为代价的。比如，一些地方规定，在本地投资、纳税超过一定金额或者购房面积超过一定平方米数，即可迁入户口，这种以自身所拥有的资源聚集财富和人才的方式，为全国许多城市所效法。

　　更重要的是，在城市化进程中，许多农民失去土地，使他们成为极为尴尬的一个群体：既不是农民，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民，这成为一大社会隐患。这一群体的存在本身就足以说明，不能简单地以43%的市镇人口比例证明城市化很快，因为里面含有太多水分。

　　我国城市化速度虽快但质量不高，正视这一现实，尽快采取措施抑制盲目追求城市化速度的冲动，防止累积更多隐患，或已成为当务之急！！！
一、“两种生产”理论及其相互关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生产分为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即“两种生产”。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为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创造物质财富而进行的生产活动。人类自身生产是人类为养育自身和延续后代而进行的另一种生产活动。这两种生产都要受社会生产方式的制约和社会发展的支配。物质资料的生产作用于人类自身生产并对其起决定性的作用；人类自身生产又反作用于物质资料生产并对其起加速或延缓的作用。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必须相互适应，相互协调。

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的基本特征是生产力不发达，其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决定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既包括物质资料的生产，也包括人类自身的生产，二者统一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实践之中，贯穿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过程之中。把发展社会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仅仅理解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片面的，是只见物不见人。人是最重要的社会生产力，在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过程中，既要注重物质资料的生产，更要考虑到人类自身的合理生产，使之相互适应，相互协调。对此没有正确的认识，不能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就会影响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因此，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必须坚持两种生产一起抓，在努力发展经济、增加物质财富的同时，合理发展人口生产，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

二、经济发展与人口变动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发展对人口变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有着不同的人口增长规律。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在特殊地、历史地作用于人口规律。”人口变动反作用于经济的发展，对经济发展起促进或延缓的作用。当人口数量、质量和结构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时，将起到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反之，将起到延缓经济发展，甚至造成社会经济的停滞与破坏的作用。

经济发展对人口变动的决定作用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经济发展决定人口的自然变动，一般来说，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生育水平越低，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越低。其二，经济发展决定人口迁移。在现代社会中，农业生产的现代化及第二、第三产业迅速发展，使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导致人们从农业部门转向非农业部门，从农村走向城市，从一个地区迁移到另一个地区，以谋求生存空间和发展机会。其三，经济发展决定人口结构。包括人口阶层结构、教育结构和职业结构等。

从宏观角度看，经济发展主要通过以下方式影响人口变动。一是经济发展使生产条件和生产方式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使得对劳动力由数量的需求转向质量的需求。二是经济发展促进了生存条件的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强化了人们对自身发展和享受的需求，生儿育女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逐渐弱化。三是经济发展为城市化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条件。城市化体现了社会的全面进步，包括全社会教育水平的提高、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和完善、现代生育观念的建立等等。四是经济发展促进了科技进步，提高了避孕节育技术，改善了人类生殖条件，从而促进了人口素质的提高。五是经济发展有助于提高妇女参与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能力，促进其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的转变。六是经济发展促进社会保障制度、福利制度日益完善，弱化家庭所承担的传统功能如养老、保障、安全等，有利于生育率的下降。

从微观角度看，经济发展同样对人口变动产生影响：家庭是一个生产单位，家庭的生育决策取决于家庭收益最大化这一影响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经济发展将增加对高质量的劳动力需求，减少对低素质劳动力的需求。家庭为了培养高质量劳动力，必须增加培养孩子的成本投入，从而产生孩子质量对数量的替代。二是父母受教育水平高，尤其是妇女受教育水平高，就业率高，收入水平高，则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大，父母倾向于减少养育孩子的时间。三是社会保障制度、福利制度的完善，使得养育孩子的收益减少，生育效益下降，有助于降低生育率，四是城市化水平提高使人们更注重自我完善、自我发展，再加上城市规模扩大，生活费用上升，增加家庭抚育孩子的成本，促使人们倾向于少生孩子。

上述分析对于我们做好计划生育工作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所有宏观环境的变化、政策变化只有落实到微观利益机制的变化上，才会最终发挥作用，目前我国生育率的下降主要是依靠强有力的行政制约手段实现的，不是建立在经济发展基础之上的生育率的自发下降，这在农村尤为明显。群众的生育意愿和生育政策之间还有一定的距离。这是由于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没有在家庭这一微观层次上建立起一个有利于计划生育的利益机制。因此，我们必须把建立利益导向机制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推行“三结合”就是其中一个很好的途径。 城市化过快带来的人口问题之一是人口年龄分布呈现金字塔,最低层是老年,也就是出现老龄化人口衰退现象,这是由于城市进程过快这一不健康的发展趋势不利于经济发展,导致就业压力增加,年轻一族经济压力增大,生活水平下降,只生一个孩子或者丁克家庭随之增多,不利于人口的正常增长.其二是破坏农业生态平衡,城市化过快,盲目把农民转户城市,背离农业耕作转型城市农民工,农作物的产量得不到充足的保障,同时导致耕地面积锐减,长此以往出现将粮荒,导致需要大量进口食粮,不利于国家进出口的顺差.再次是城市化过快最终导致"逆城市"化出现,城市人口过于拥挤,只有在经济得以发展的前提下推进城市化,使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同步,城市化才有利于社会的进步.
人口发展过快会出现的问题有一下几个方面：
1、加快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及浪费，严重破坏生态平衡
2、人均生活标准得不到改善，从而引起敌对。
3、人口发展过快会直接导致自然界的不协调，从而产生各种自然灾害！
4、人口发展过快会导致社会管理上出现严重的疲软区。城市化，如果人们不注意，会造成大量的空气污染（城市化，肯定会有很多有钱人买车），资源浪费。最重要的是注意环保！你们可以学习一下北京的城市化方案！

落魄狭

如何避免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是不可以避免的……但是借鉴已经出现的问题和教训 也有一些对策比如针对迁入城市户口的家庭里孩子的教育问题，当地ZF可以提供相应的补贴，并贯彻义务教育，保证每个孩子都有学上。又或者针对城市化必然出现的污染问题，包括水质污染，地下水过度开采，水面率降低，还有空气污染，垃圾处理问题，都有相应的措施。但是实行是否得力就是另一回事情了。我们可以实行单双号，但是城市还能正常运转么？我们可以不开采地下水，那大家喝什么用什么?所以说到底，城市化是一把双刃剑，主要是取舍之间我们更看重什么。

城市化的好处和弊端:
利:1 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 促使向二 三产业转移   
2 带动农村发展 改善地区产业结构   
  3 推进科技进步 提高区域整体发展水平   
  4 利于城乡交流 缩小城乡发展差距  

弊:
1 环境质量下降     
2 交通拥挤 居住条件差   
3 增加就业困难 失业人数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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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规模与工资及房价的关系

城市的大小与企业的运行效益有关。城市越大，城市可能的企业越多，企业可能拥有的相互配套企业就越多。既然在一个城市内，相互配套的企业之间距离就相应要近，产品相互运输的距离较短，运输成本要低一些。企业赚的钱就可能多一些，利润可能就高一些。企业相互交往比较近，相互交往的成本就低一些。因此，城市越大，企业可能的效益就越高，可能的利润就越多。
　　
　　城市还有一些商业活动，商品的来源有些来自本市企业，有些来自外地企业。城市一般是交通枢纽，城市越大，向外的交通可能就越方便，方便的含义，就是平均货物或者人员流动麻烦少，成本低。城市越大，本市的产品占的比例就可能越大，运输的成本就更低。总之，城市越大，各种商品相对来说，会随着城市增大，进货的可能成本逐渐降低。因此，城市越大，商品的可能利润就越大。商人赚的钱就越多。城市越大，商业网点的布局就可能越合理，相对人均服务的对象就越多。商业的可能效率就越高，赚的钱越多。
　　
　　城市还有一些ZF机关，城市越大，ZF机关的设置就可能越合理，人均ZF工作人员服务的对象就可能多，会相对节约一些ZF工作人员，人均可能工资当然就应该高了。
　　
　　在大城市往往分布着一批大学，大学中高素质的人员相对平均工资当然会高一些。有的大城市还分布一些科研机构。科研机构的工作人员素质一般也高，平均工资当然要高一些。不论大学还是科研机构，都能提高城市的平均工资。大城市有高水平的医院，也是人才的集中之地，对提高大城市人均收入有一定作用。
　　
　　大城市的服务业，分布相对于小城市相对更合理，人均服务的对象可能更多，或者服务上更均匀，相对效率可能要高一些，收入高一些是应该的。大城市还会产生一些小城市没有的服务业。
　　
　　大城市各种设施较为齐全，人们平均生活起来更方便。一般意味着时间浪费的减少与距离的减少，意味着更省钱。带给人们的相对幸福更多，人们相对更乐意在大城市生活。
　　
　　总之，大城市相对于小城市，其本质在于各种效率的提高，某些成本的降低。对于企业，以及各种赢利单位，还有劳动者及生活者都如此。因此，大家趋向于走进大城市。而大城市的土地面积有限，这又使大城市土地，相对于小城市土地更加稀缺，稀缺的结果只能是土地价格更贵，人均占有的土地更少，城市人口密度更大。也使企业占用土地的机会成本上升，这抵消了企业在大城市，必然具有的规模效益产生的利润的一部分。
　　
　　由于土地价格相对小城市较高，导致房屋价格相对于小城市也较高，导致人们的居住成本上涨，会降低人们的生活质量。为了维持与小城市居民一样的生活质量，人们的收入必须增加。大城市相对小城市高效率的生活，可以适当的弥补土地价格较高导致的住房成本较高带来的损失。一般来说，这点弥补是不够的。因此，人们必须要获得相对小城市劳动力更高的价格（报酬）。这会导致大城市企业的工资成本较高，企业在大城市所享受的规模效益，带来的可能利润又要小一些。（其它收入的提高，不能导致相对小城市生活质量的提高，比如红利等，拥有利息收入的这些人，生活在小城市一样可以得到利息收入。因此，只能靠劳动力价格的提高，弥补高房价带来的损失。）
　　
　　城市的规模效益导致人们普遍的生活成本的降低。会吸引更多的劳动力，这个效应会导致平均工资的下降。事实看来，这个效应不大。因为大城市同等质量劳动力价格确实普遍高于小城市。看来，大城市土地价格的提高导致的房价提高效应，比大城市的规模效益导致的其它生活成本下降大的多。看来土地价格因素在一个经济成熟的国家，对城市大小具有完全决定因素。土地价格会使企业望而却步，会使劳动力望而却步，这个城市就停止扩张的动力，就维持这个规模。大城市劳动力价格因房价而提高。也包括各种服务业上的劳动力价格的提高，这些服务业产品价格也会相应提高。服务业产品价格提高的另一个原因是，服务业场占据的土地与房屋价格也在升高，也会导致服务业产品价格提高。大城市某些劳动效率与小城市相比，一般很难提高，因此，大城市一般是提高商品价格来弥补土地成本的增加，这会导致人们的某些生活成本升高，降低人们的生活质量。会进一步促使劳动力价格提高。使企业成本增加，使大城市吸引力下降。最终结果，减少了大城市的可能规模。这也是遏止城市成长的因素。
　　
　　另一个结果，商品价格的不均匀提高，导致人们对商品的需求量有所变化，人们消费商品的结构与小城市消费的商品结构有所差别。这给人们的印象是大城市的人口消费水平高，生活质量高。其实大城市人口的幸福程度与小城市的幸福程度是类似的，差别微小，这种分析只适合于自由市场的民主国家。适合美国、日本城市人口生活水平的比较。在发达国家，各个城市发展已经很稳定。有相同素质的人口平均起来，不论是在大城市还是在小城市，生活幸福程度应该是一样的，这适合于所有自由市场的稳定国家。我国暂时不适合，原因是劳动力流动不自由，以及城市发展还处于爆发期。
　　
　　总结，城市之所以能搞大，原因在于城市规模效益，这会吸引企业与人员的到来。土地资源会相对越来越稀缺，价格会越来越高，企业与人员在土地上所耗费的成本会越来越多，会降低企业与人员的收益。并且随着城市的继续扩大，规模效益会随着增强，土地成本会飞速增加，最终规模效益与土地成本增加相互抵消。此时，城市具有最大总体效益，处于最佳运行状态。但是城市规模会继续增加，城市总体效益下降。最终下降到与其它城市相同的水平，城市停止扩张。
　　
　　城市变大可以有两个效应，导致土地价格提高与规模效益提高。土地价格提高导致企业机会成本上升，劳动力价格上升，这两个因素遏制城市成长。规模效益提高可以促进城市发展。它们导致的结果相反，最终会达到某种平衡。
　　
　　劳动力价格较高是房价导致的，房价较高是地价较高导致的，地价由稀缺程度决定，土地稀缺程度由城市大小与人口密度决定。从整个社会效益看，地价并不代表真实成本，是一种虚假成本。地价带来的地利，养活了许多可以不劳而获的人口，这也是城市的一大好处，光靠这虚有的成本，遏制了城市的扩大。这种遏制方式比靠真实成本遏制城市发展好的多。这等效于提高了大家的平均收入，提高了大家的幸福程度，有利于社会的总体运行。特别有利于经济增长时期，经济更快速的发展。日本的快速发展，就占了大城市较多的便宜。
　　
　　地价太高也带来两个真实成本提高。一个是扭曲了价格，不利于社会最佳运行。这个危害不知道究竟有多大，难以估测。另一个是，地价较高带来了高度更高的楼房，使单位面积的建筑成本增加，也使运行成本增加，这是实实在在的真实成本。这大概就是地价高的两个坏处吧！如果从其它角度看，可能坏处就没有这么大了。
　　
　　城市太大，会产生交通堵塞现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修建地铁及高架轻轨等。比如地铁成本高，收益不大。如果地铁能赢利，就不是城市太大的一种成本。香港地铁就能赚钱，可能与香港人均轿车少。大部分地铁赚钱能力小，可能也算一种成本吧！毕竟一般地铁还能赚点钱，所谓的城市太大，带来的地铁成本非常小，不应该是阻碍大城市发展的因素。
　　
　　大城市公共设施的利用率，一般要比小城市的大，这也是一个规模效益，是促进城市扩大的因素之一，这个因素常常表现不出来。因为城市公共设施由ZF控制并建设。只能通过税收来表现，而大城市的税收很难单独计算。因此，大城市这个优势就表现不出来了。
　　
　　城市太大，会给环境带来压力。比如，对污染要求较严格。象汽车尾气，家庭做饭，要求都相对严格，这也导致人们生活成本的上升，最终导致劳动力价格上升，是阻碍城市扩大的一个因素。大城市对环境要求严格非常必要。从人均对环境污染上看，大城市人均对环境的污染量可能比小城市小，如果真是这样，这也是大城市的一个外部好效应。对整个社会有好处，这个好处对大城市的发展表现不出来。
　　
　　城市大，一般导致各种机会增多，比如犯罪机会增多，导致大城市犯罪率较高。较高的犯罪率会促使人们的生活质量下降，或者生活成本上升，最终也会导致劳动力价格升高，这也是阻碍城市扩大的一个因素。
　　
　　阻碍城市扩大的因素主要是地价，地价对整个社会来说是一种虚假成本。大量虚假成本的结果，一小部分带来真实损失（楼房变高，价格扭曲），大部分带来平均收入的提高，能提高整个社会的幸福程度。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应该大力发展城市，能发展成大城市，就应该发展成大城市。不要乱限制大城市的发展。对环境问题要求的提高是应该的。在我国还有其它的一些限制，这不应该。让城市自由发展，发展到一定程度，自然会产生自我限制发展的因素。最主要是，土地价格的提高，以及由于土地价格高，导致劳动力价格跟着提高。这些都是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的自我限制。
　　
　　想象一下美国的情况，劳动力与资本高度流通。使整个国家各个地方的人口，生活水平差异变的很小。一个表现就是，美国各个地方平均工资差别较小。有差别，这种差别并不代 表真实生活水平的差别，或者说幸福程度的差别。美国各个地方生活水平的差别，或者幸福程度的差别程度，会比工资水平差别更小。条件是，同等素质的人口之间对比。
　　
　　美国的大城市，地价很高，就是虚假成本很高。高的运行效率使大城市成为财富与资本的诞生地，其中的一部分财富与资本来源于地租。城市地租的本质，来源于高效率的城市经济运行。剩余资本（财富）源源不断的从大城市流出，大城市是创造资本的主要源泉。
　　
　　城市地租就是虚假成本，这些虚假成本，其中的一部分养活了不劳而获者，另一部分成为资本（投资）的重要来源，等效于加速了资本积累。这些资本积累获得的源泉，是城市生活、生产高效率的运行导致的。从本质上看，大城市加大了社会发展的资本积累速度，有利于社会经济更快速的发展，这一点常常被我们忽视。现在应该充分认识到这一点的价值，加速城市的发展。更好的享用城市，这个人类最伟大的创造之一，使其更好的为我国经济发展服务。
　　
　　举一例子，例如一个100万人口的城市与一个1000万人口的大城市，人口密度一样，但是地价有差别。1000万人口的平均地价是100万人口城市地价的2倍。可以知道，两者的地租价格也是相差2倍。（都是假设，事实地价如何，由事实决定。大城市与小城市的人口密度不一样。）
　　
　　1000万人口的大城市面积是100万人口城市面积的十倍，产生的地租是100万人口的城市产生地租的20倍，人均产生的地租是100万人口的城市人均产生地租的2倍。
　　
　　地租效应，大部分是一种虚成本，假如其中的30%是真实成本，还有70%的完全虚成本。这两个城市各自地租70%的完全虚成本，其中的一部分变成了不劳而获者的消费。另一部分变成资本，进行继续投资（如果大城市地租30%是真实成本，那么小城市真实成本比例会小一些，比如29%等）。从总量上看，1000万人口的大城市，产生的这样的资本是100万人口城市的20倍，人均是2倍。可见城市地租是资本（投资）的重要来源，大城市人均地租来源数额更高，城市地租来源于城市的规模效益。
　　
　　城市还有大量赢利单位的利润，这些也是重要的资本来源，城市是资本的最主要来源。
　　
　　大概1000多万人口的纽约，每年产生的资本总量比3000万人口的加拿大，产生的资本还要多（事实如何，我不清楚）。这一点大概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加拿大的许多资本投资来源于美国，远比美国的加拿大资本多。原因是，加拿大人口比较分散，城市规模小，产生的人均资本就少，纵有很多自然资源，但是人均资本产量依然不多。

落魄狭

地方为扩大城市规模出现县改区热潮

一股撤县设区的浪潮正在多地酝酿。
日前，有媒体报道显示：
　　有着“中部第一县”之称的长沙县或许桂冠不保，取而代之的可能将是长沙区……
　　作为“西部第一县”的双流县，也可能变成双流区……
　　而就在前不久，“苏北第一大县”铜山县则已正式撤县并入徐州市，改称铜山区……
　　此外还有消息显示，郫县也可能撤县，变为蜀都区；而原本隶属广州管辖的县级市增城市也可能撤市设区……
　　有专家对记者表示，“据我所知，目前正在推动县、市改区的城市有好几个，还有一些不知道的，数量没有一百个，可能也有七八十个。”
　　撤县建区，部分决策权被市里上收
　　中国城市经济学会中小城市经济发展委员会秘书长杨中川表示：目前辖区人口、产业体系等已经融入城市成为城市核心部分的县，撤县设区是应该的，这符合城市发展的规律，但是有些县，比如说长沙和双流，70%以上人口仍在农村，尚未完全融入城市，当地ZF工作重心在农村，撤县设区未免操之过急。
　　“1998年我国有建制市668个，现在已经减少到655个，也就是说有13个城市已经‘消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牛凤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近年来中国许多大中城市发展速度比较快，扩展受限，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撤市建区或撤县设区调整行政区划，但是调整区划不是实现城市扩张的根本途径。
　　牛凤瑞认为，城市扩张首先是人口和经济规模的扩张，“撤县建区意味着原来很多决策权将被市里上收，经济社会发展自主权大打折扣。”他直言，当前有些地方搞撤市建区或撤县设区，目的是为了统计数据好看。
　　在杨中川看来，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城市发展也是如此。他担忧的是，随着全国百强县市中“中部第一县”、“西部第一县”等被改区，县域经济发展失去龙头引领，学习赶超的氛围淡化，许多先进经验难以传承下去。
　　杨中川说，撤县设区不能说不是一件好事，但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如福建县域经济龙头思明市改区之前，农民基本为零，像这样的县级市改区并入厦门市，非常有必要。但实际上，很多情况下撤县设区是一种收权和收钱的过程，并入地级市尤其如此，相当于多了一个“婆婆”。
　　这些年，“市管县”、“市吃县”、“市刮县”等现象一直备受各方质疑。杨中川对记者表示，市管县的弊端十分明显，总结起来就是两个字——管和要。有的县、市在改区之后经济社会发展势头明显减弱，杨中川将这形象比喻为“雄狮”变成“小绵羊”，他说，“东部第一县级市”顺德就是这样的例子。
　　改革开放以来，顺德在中国经济体制创新方面多次拿到“第一名”，一直在中国县域经济体中排名领先，“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就是小平同志1992年南巡视察顺德时提出的，但改为市辖区后，由于“行政中心”地位的削弱，一度导致顺德在城市化水平、对企业的吸引力、居民的生活质量等方面远远落后于“长三角”的昆山、张家港、江阴等市。
　　不仅如此，顺德经济总量也从长期以来的全国县域经济第一，跌到第二、第三位。“顺德现象”曾引起包括国家行政学院竹立家教授在内的学术界专家们的关注。
　　“市管县”体制存在固有局限
　　“市管县”这种体制的形成发展延续有非常复杂的原因，以往在我国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进步方面也曾起过重要的作用。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特别是区域经济的发展、行政治理环境和手段的变化，这种适应计划经济年代的行政区划体系，因层级过多导致的问题日益显现。
　　归纳起来，大致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管县的地级市大多不是符合宪法规定的“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它们领导和管理县缺乏宪法和法律依据。
　　第二，市管县增加管理层次，提高行政成本，降低行政效率。
　　第三，规模小、辐射功能弱的地级市，“小马拉大车”，并未带动所辖县发展。
　　第四，普遍存在市“吃”县、市“刮”县、市“卡”县现象，市县矛盾突出。
　　第五，在中心城市和其所辖县经济实力相似的地区，市管县体制制约县的发展和大都市圈的形成。
　　第六，市管县体制造成了广域型城市的大量出现，农业人口依旧占绝对比重，二、三产业的比重也比较低，导致城市虚化和泛城市化现象。
　　第七，市管县往往背离市带县、工农互补的初衷，变成重工轻农、厚城薄乡。
　　有专家认为，当前的撤县设区形式上是实现了“减少中间层梗阻”，实际上还是传统“市管县”逻辑的延伸。
　　“县改市”解禁的强烈预期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村镇建设司司长李兵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撤县设区应该慎行。“对于发展空间确实比较紧张，从统筹协调区域发展出发，可以允许有条件的地方撤县设区，但是太多就有问题。”
　　李兵第说，当前中央提出“包容性增长”，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应该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摒弃过去错误观念，不应该牺牲农村发展城市，利用行政手段调动周边资源都往中心城市聚集，不给中小城市足够发展空间。
　　杨中川认为，盲目撤市建区或撤县设区，容易造成土地等资源浪费和城市“摊大饼”现象。在中国城市管理方面，应该淡化行政级别和官本位意识，地级市根本没有必要存在，可按照大、中、小城市进行管理。
　　实际上，撤市建区或撤县设区背后是中国城镇化的战略选择问题，前不久发布的2010年《中小城市绿皮书》指出，中小城市是中国行政区体系中重要的战略节点，在改革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把加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作为重点，大力加强县城和中心镇基础设施和环境建设，全方位提高城镇化发展水平。
　　“中国下一步走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是继续发展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让城市病继续蔓延下去？还是另辟蹊径，加快中小城市的发展？我觉得这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孙久文强调，“平衡增长”应该成为城市增长的新型模式，他甚至提出了设立“镇级市”的理念。
　　全国人大常委、经济学家辜胜阻教授也曾指出，“市管县”体制有不利于县域经济发展，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就是“扩权强县”。据悉，国务院曾专门成立县改市领导小组，但目前由于这项工作已经停滞了近15年，许多希望县改市的要求无法得到响应。杨中川表示，从做大做强县域经济的角度，应立即解禁“县改市”。
　　扩权强县、省直管县的可行性
　　2002年以来，浙江、湖北、河南、广东、安徽、江西、河北、辽宁等省先后开始了“强县扩权”的改革，把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限直接下放给一些重点县，在经济管理方面形成了近似于“省管县”的格局，有的从财政方面入手，由省直接统管县财政，逐步地让地级市恢复到城市管理的职能上去。这些实践也为进一步推广省直管县积累了经验。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政治稳定，ZF改革力度加强，基本具备了省直管县的一些条件。
　　第一，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制度保障。计划经济体制下的ZF是高度集权的全面ZF，我国行政区划层次过多，从根本上说是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市场经济打破了传统体制下的ZF管理模式，资源配置由ZF主导型转向市场主导型，ZF大量的微观经济管理职能转向宏观调控。这从根本上减轻了各级ZF的工作量，尤其是中央ZF和省级ZF，这就为省直管县提供了可能。
　　第二，技术进步和基础设施改善为其创造了条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现代技术手段的运用，ZF间传递信息的流程明显缩短，信息的时效性和准确性大大增强。高速公路、国道、省道等基础设施的改善、现代交通工具的发达，使得省域与县域之间的空间距离变得越来越短。
　　第三，公共管理创新需要ZF扁平化改革。从国外ZF管理创新的经验来看，ZF逐渐扁平化管理是大势所趋。必要的垂直管理是以尽可能的扁平化为前提的。
　　第四，发展壮大县域经济要有新的举措。十六大时我们就提出了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的思想，国家和省级ZF将统一制定大的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市一级只能发挥中间传递的作用，市级指导县级发展经济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而且，市同县在发展问题上具有很多同构型。县由省直管，市可以集中精力治理城区，县可以专心致志治理乡村。
　　从理论探讨的角度看，省直管县的改革：
　　第一个步骤是像目前各省的强县扩权改革试点搞的那样，即省主要对试点县的财政进行直管，直管主要干部，并适当下放经济管理权，但仍维持市对县的行政领导地位。
　　第二个步骤是市和县分治，相互不再是上下级关系，统一由省直管，重新定位市和县的功能。
　　第三个步骤是市的改革，扩大市辖区范围，合理调整精简机构和人员，这方面有北京、上海、广东的改革经验。
　　总的方向应当是，撤销传统意义的管县的地级市，市县分置，省直管县。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无论“撤县设区”，“县改市”还是“省直管县”，其根本目的都在在城镇化过程中更好地利用当地的固有发展优势，解放地方自然、人文等各类资源的巨大潜力，使之成为本区域健康发展的有机力量。在处理区划问题上，大局观和发展观是尤其必要的，毕竟当地人民的幸福才是我们要追求的最高目标，也应该成为我们因地制宜、量体裁衣的大前提。

wenjing

其实说一千道一万，
归根结底原因还是在于，我们的人口太多~